時間：2012/07/08（日）10：30
地點：中山堂光復廳
出席：胡幼鳳(主講人/台北電影節總監)、張毅(金馬獎及亞太影展最佳導演、琉璃工房創辦人)、魏德聖(《賽德克‧巴萊》導演)
紀錄：程晏鈴 / 攝影：王玫心、朱書德
胡幼鳳：楊德昌導演曾說：往前一步就是創新，就要有志氣做世界第一。即使沒有錢，《牯嶺街》開拍的時候也借錢，但還是有世界第一的條件。
魏德聖：是，我一直有種我想跟他競爭的心情，他可以這樣我也可以。我參與楊導的只有一部電影，但那個過程也一樣很辛苦。我那時是副導，跟製片組最接近，可以聽到他們在調錢的時候是怎樣、欠錢的時候是怎樣。我剛入行我應該不要去計較多少錢，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壓力，並不是付薪水就好，很多東西是要一直花錢的，我反而不想講。其實 跟楊導工作很辛苦，有一次楊導發很大的脾氣在罵人，當時執行製作氣到要走掉了，大家都很委屈。我看到余哥把執行製片攔 住，他那時看起來變得好老，余哥叫他不要離開，要忍耐。當製片要去求助理不要離開，大家都有低潮的時候，你低潮我可以承受的時候，我留你，相對也是一樣，會讓一 個團隊更往前努力。雖然楊導是藝術家，他的工作團隊我更佩服，畢竟每天都被罵又沒錢，是更痛苦的。
胡幼鳳：所以我聽說你在現場是不會罵人，就是雖然辛苦又不會對工作人員發脾氣。
魏德聖：我現在不敢罵，現在跟那時候不太一樣。
胡幼鳳：接著我們要請張毅導演談您的電影夢。您花了八年投資培訓電影動畫團隊，大家都知道台灣的數位動畫還在發展中。您的琉璃工房及您的十年電影大夢，也是逐步完成中，可不可以請您談一下您的《黑屁股》的計畫。
張毅：總結剛剛魏導的說法，電影每個導演最終的目的關心的都不是一個做為導演的慾望，所謂的超人越常在電影工作中的挫折被擊敗。楊德昌在年輕的時候他就再三地強調 志氣這兩個字。包括很多方面，在電影界十一年、琉璃工房25年， 假如我們同意文化的重要性，文化帶有很重的意義，那個文化經營的決心在哪裡？我常悲觀的覺得，我們的這一代是最後的一代。我的腦海裡還有我父親他們的那一 代，我父執輩走過的一代，苦難與犧牲是比我們大很多的。他們從來沒有過過好日子，在極度匱乏的時代，維持他們的努力。孫運璿以及尹仲容先生，他們一心一意 要下一代過好日子，他們面對的虧欠我罄竹難書，我回過頭看那些文化工作者，例如陳映真、黃春明先生，根本沒法談創作的自由性。
他們的電影拍了三個小時，最後放映只有一個小時，是誰剪掉的，但是能去哪裡申訴呢？連底片都找不到，那個整個社會的壓力差太遠 了。我仍覺得我很幸運，我見過那一代，而我現在要看下一代的時候，我更覺得錢算什麼？我不能說我很有錢，個人節餘出來的現金全投入在《黑屁股》的動畫製作中。我只問一件 事情，像文明的成熟的國家，德國、法國，他們的節制性。他們認為，如果麥當勞變成法國的文化，民族的文化會崩潰、甚至不讓電子的時代或網路書的購買行為變成主流。書籍不准打折，因為不讓書籍變成經濟性的、競爭性的，他要書籍的文化被重視。如果文化是值得的，我們要讓小朋友看怎樣的數位動畫？
如果他面對未來，我們要講＜三國演義＞，我們真的期待美國的大公司去創作我們想要的文化，他們會創作關公嗎？數位動畫在華語區是八千個以上的公司在製作，有哪部 片子可以放在國際上？ 我們都關心溫飽以及物質，但我們不關心兩三歲的小孩心靈的狀態。我不斷在想，文化種子是我們給的嗎？是我們擷取的嗎？我們陰錯陽差接觸動畫的軟體，他的震撼力以及未來的可能性太重要了！我這些年投資Aha創作的動畫短片最好的觀眾是三歲的小孩，他們一邊看一邊掉眼淚，生命的觀點是放在他心裡的，就不用跟他談內蒙古的養狗場。我只希望下一代從幼小的時候開始，有種子是在他心底的，山窮水盡我就認了。我知道沒有人管這件事，但我不能不做，很多人勸我留棺材本，我知道棺材本的重要，但是良心更重要。
我第一次碰到魏導，他就說這個拍完就不幹了，好辛苦喔，為什麼要我去求別人？我說我們這樣都幹欸，你不能不幹。聽到這邊我都非常感動，因為他是把自己的身家投下去，讓大家把對於生命意義的創作投注在電影裡。
胡幼鳳：其實台灣的電影人工作都很辛苦，都要不斷地去籌錢，只差沒賣血了對不對？(笑聲) 想請問魏導，之前的《賽德克．巴萊》很成功，想知道導演在之後的計畫是如何？還有新計畫的預算是多少？(笑聲)
魏德聖：這樣我好緊張喔，好像在大家面前承諾一樣，我最想做的是台灣三部曲的計畫。是三部電影，希望可以一起拍，這是一整個時代的東西，是橫切面的三個故事。一起拍 最節省製作成本，很多人都認為我很會浪費錢。我其實很會省錢，錢都是花在刀口上，我怎麼會最愛亂花錢呢？只是覺得好故事要被完成。
胡幼鳳：今天還有一個重點，就是我們當然希望政府會給電影界多一點政策或幫助，像現今成立的文化部電影電視產業發展局，像是《賽德克．巴萊》的成功，相信也有獲得政府一些挹注。想請問魏導對於政府這樣的政策補助有何看法？是否有對文化部的影視局的建言？
魏德聖：我資源再多都會用在該用的地方，我房子還是在貸款啊。在這個領域裡的人真的不知為何，政府給的資源就這麼大。很多人質疑我拿到很多政府資源，為什麼不要想辦法把資源弄更大呢？其實我要的是可以完成這件事情的資金，是要錢，但是我不要補助，我希望把補助可以變成投資。輸贏大家可以一起承擔，賺了錢還可以再去投資其他電影。
有人說我浪費錢很會花錢，我浪費過納稅人什麼錢？我一毛錢都沒有浪費。請問人要不要走路？中山堂是要拆的嗎？我們有需要嗎？不需要啊，路邊那麼多街友，為何不要給他們睡，我們沒有浪費納稅人的錢！
胡幼鳳：這部分我是非常贊同魏導的，我想納稅人的錢是非常需要花在值得的事情上。如果成功後，也會有資源的再回流，可以變成活水，如果獲利可以有其他的投資。像是張導我想你是不太需要錢(笑聲)，我想請問你認為政府的政策還可以有什麼樣的幫助？
張毅：學習是很重要的，即使對一個政府的文化的政策，我都覺得我們不用憑空去想像。如果這是確定的，我們有太多學習的對象，像是韓國。這麼多可以學習的過程可以根據那個提出我們相應的措施，至少不要讓魏導這樣的導演受到這麼大的挫折。高達說，電影是個遺憾的藝術。我們只能說，這塊土地太小，資源太少，有迫切的危機感。當台灣的整體資源受到邊緣化的時候受到壓力，更大部分來自政府的力量。
觀眾Q&A
胡幼鳳：謝謝兩位導演，我們現在把時間給觀眾，其實我看到觀眾中有很多很重要的人士，像是林意玲小姐，是台灣醒報的社長，我們請她給我們一些建言。
林意玲：我是電影界的逃兵，新電影運動的時候我是主跑電影，離開電影線到跑政治新聞。電影已孤單多年，從魏導開始創造爭氣的場景，才有火苗起來，我最大的感受是台灣的觀眾被喚醒，不用寄望政府，這是個公民社會的時代。
這個社會的觀眾站起來，挺我們的導演、演員、編劇，其實從電影的結構性來看有很大的缺乏，缺少真正的演員在這個時代出來，做一個電影工業應該要全面。我讀完了魏導的書，感受到導演的焦慮在技術人才的養成、電影的後製，還要去韓國香港找支援。如果說要成為一個電影工業，我們離香港差很遠，觀念以及結構上，電影人要更努力一點，蔚為一股風潮，讓政府不得不正視我們。讓老百姓參與公共事務的喚醒，也是一種公民意識的喚醒。
胡幼鳳：提到公民意識的參與，我想這不只是導演的工作，媒體的參與也是很重要，那我們現在把時間給現場的觀眾 。
觀眾：想請問導演，您覺得監視器也是一種電影嗎？
張毅：這是討論電影《全民公敵》的概念，一方面是隱私權被侵犯，但是往好的一面，也輔助我們在各方面的公權力的不足。我看兇殺案都要靠監視器破案，兩害選其輕，我寧可選擇監視器，因為治安警力不足。
魏德聖：我不了解高科技產品(笑聲)
觀眾：兩位導演追夢是無庸置疑的。兩位導演很會行銷自己，讓別人看到自己在追夢。行銷在電影裡是不可或缺的要素，因為票房以及傳達的價值，之後有沒有想要開行銷電影或行銷夢想的課程。
魏德聖：在《海角七號》之前，藝術、商業的辯論，包括藝術排斥商業，我對這樣的概念有很多想法。作者當然要用藝術的角度，賣的人當然用商業的角度，不同的位置當然就有不同的思考。在台灣有人說《海角七號》太商業，在大陸又說太藝術，不知怎麼分，是創作的過程與行銷的過程差別。想得太嚴重了，錢是我借的，當然要賺回來啊。我很誠懇的面對，要怎麼賣到把成本回收回來？我行銷宣傳跑得很努力因為我要把錢拿回來，我跑得很辛苦宣傳一年！你跑看看啊(全場鼓掌)
胡幼鳳：魏導很努力實踐自己的夢想，行銷是電影不可或缺的一環。張毅是新電影導演中最會行銷的，讓女主角增胖也是史無前例。
張毅：第一，我們必須認知這個世代要面對這麼多新媒體的爆發，是每個人都不可逃避。我覺得我的家庭教育裡面，我爸教我少說話，你說那麼多，言多必失，自大多一點怎麼寫？就很臭。謙虛的不要誇大的，讓今天我們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樣的國際趨勢。打國際官司就是個行銷，外交也是行銷，是種不得不，當然我們可以回到一個謙虛的態度。但電影視為一種大眾傳播，這樣的焦慮是種使命感以及任務，予豈好辯哉？我就是要說話，我寧可說，希望有更好的訓練，讓每個人都懂得面對麥克風、懂得在大家面前說自己是誰，現在不是三顧茅廬的世代了。 說話不意味是對的，我曾經在廣告公司工作過，我把它當成重要的訓練。我要知道產品要賣給誰，整體的概念是什麼，裡面有很多我尊敬的前輩都在廣告公司工作過，像黃春明，因為他的知識把張國周的藥賣得很好。
如果行銷是無可避免的世界，我們需要學習這個，世新有製片學嗎？羅學濂先生是我的製片學老師，他第一天就說除非你是超級的導演，你是不可能賣給美國他們熟悉的東西的，要賣的是民族的風格，把它當成產業學。
觀眾：我想請教張導演，今年是個很特別的一年，新電影30年、琉璃工房25年，都是一個很值得慶祝的時間點，您完成您的夢想了嗎？您會想對您父親說什麼？
張毅：我很遺憾，家父已經離世很久，沒機會跟他說我想走的路，最後25年無法給這個團隊定義，或與電影的淵源是什麼，我只好說「誠意」。用最誠懇的態度面對你自己，我不覺得我的夢想已實現，在新電影三十年中我認為哀矜莫喜，有很多問題。電影的整體產業環境來講，當年的中影讓所有電影進入農村，讓李行導演拍「蚵女」、「養鴨人家」。我們要尊重那個時代，給那個時代更深的肯定，而不是說台灣的電影是從新電影開始。當年培養出來的技術人才，他們的努力應該都被提醒。
回頭看，我們的路還很遠，什麼時候才能培養出杜篤之那樣好的錄音師？讓他獨當一面？我認為不能只有一個杜篤之，有沒有其他更重要的更好的人才？編劇的基礎是對生命的觀察，我很遺憾地說，今天台灣的現代文學寫作是受到重視的嗎？銷路是好的嗎？我十年前看陳映真先生跟徐世勳先生的談話，那些文學期刊一期發售二十萬份，這是一個總體的大的循環的問題，我寧可樂觀，但我內心是悲觀的。看著年輕人往前衝的過程，我希望是喚起整個民族的文化意識，對文化的重視，而不是我個人的問題。
胡幼鳳：是，張導演是真的非常語重心長，其實新電影不是只有說這三十年，其實這三十年走來很辛苦，像是新興的魏德聖魏導演，也是一路以來很辛苦。那由於時間有點不太夠，所以我們請兩位導演簡短地為今天做個總結。
魏德聖：很多人說不要靠政府自己來，沒辦法自己來怎麼辦？很花錢的產業，那天不小心說了革命兩字，為什麼要妥協？應該是該給我就要給我，我已經很靠自己了，我還是沒有，本來就是國家該做的，不然要國家做什麼呢？我自己開一個國家算了？該給的就要給，該讓產業起來就是要起來，大家都在旁邊觀望，碰到我，大家都對我說加油，我可以不要一個人這麼疲憊嗎？
張毅：我同意魏導演的說法，有的工作項目的沉重需要國家的覺醒，需要民間走過的路，聲音要被聽見。國民教育重要，文化教育重要，有這麼多資源在文化部，必要的時候部長要獨斷獨行的。很必要的是個政策，要求整個國家的幕僚去想整個文化產業，主觀意識的被提醒，那個全民的覺醒是可怕的。韓國人的恨的哲學，那個向心力、那個一致性，是不要命的往前衝，政府要盡一定的努力。但是我認為做為一個個體可能也要覺醒，韓國人能，為什麼中國人不能？我們到底關心的是什麼？今天的韓國人在外面打架，會有一群韓國人加入！！而中國人在觀望，我們會回頭面對這個民族不堪的過去，還是需要每個主體意識的喚醒。
胡幼鳳：我們也期待更有魄力的文化政策改革者，創造更好的文化產業的改變，做好文化建設的工作，給予他們更多空間與更好的環境創作出更好的電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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