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 第十四屆台北電影節官方部落格 14th Taipei Film Festival Official Blog

 

一年一度的台北電影節展前展，5月12日(六)在信義誠品隆重開演，配合今年主題城市斯德哥爾摩，精挑細選出瑞典最膾炙人口的五部代表電影，除了揭開序幕的英格瑪柏格曼（Ingmar Bergman, 1918-2007）經典作《野草莓》（Wild Strawberries, 1957），還有三度入圍奧斯卡的國際名導萊斯霍斯壯（Lasse Hallström）成名代表作《狗臉的歲月》（My Life as a Dog, 1985）、盧卡斯穆迪森（Lukas Moodysson）一鳴驚人的處男作《同窗的愛》（Show Me Love, 1998）、托瑪斯艾佛瑞德森（Tomas Alfredson）驚艷全球的《血色入侵》（Let the Right One In, 2008），以及金馬奇幻影展的秒殺強片《阿蒙正傳》（Simple Simon）。而在展前展開幕現場，同樣也吸引了大批人潮共襄盛舉。 

 

去年因來不及報名而排候補位拔得頭籌的陳先生，今年搶先在第一時間完成報名，並成為第一位進場的超忠實觀眾，以下為台北電影節（以下簡稱北）對他（以下簡稱陳）的簡短訪問：

 

北：您對今年主題城市斯德哥爾摩的片單有何看法？
陳：我優先注意到繼去年打敗《阿蒙正傳》的《毒利時代》（Easy Money, 2010，於2011年台北電影節的「城市物語」單元中放映）後，奪得瑞典金甲蟲獎影帝的《往蔚藍海岸的單程票》（A One-way to Antibes, 2011），很好奇男主角的演技有多精湛。

 

在展前展首場放映──《野草莓》──之後，台北電影節很榮幸邀請到聞天祥老師擔任映後講座的主講人。首先，聞老師提到柏格曼作品中，有著人類對神和宗教恐懼的顯著標記，在《野草莓》中，透過遠距離的鏡頭，充分顯示溝通並未完成的訊息，也以此透露出人類不時追求的救贖，以及不圓滿的人生常態。

 

 

 

柏格曼並沒從大學畢業，被電影公司找去當編劇的他，一邊寫公司給他的案子，一邊寫自己的劇本，都是改編他自己先前創作的小說，但諷刺的是，反而他自己的劇本先被拍成電影，也就是由瑞典大師阿爾夫史約柏格（Alf Sjöberg, 1903-1980）執導的《折磨》（Torment, 1944，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經典重現」單元中放映），但本片的結局相當不被聞老師所信服，柏格曼在後來的自傳中亦有提到，當時電影公司認為原本的結局過於晦暗，於是增加了一個讓男主角受到校長和老師的鼓勵和道歉，隨之邁向驕陽、充滿希望的結局，但這種案例在影史上已屢見不鮮，看得出作為影響《折》的德國經典《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》（The Cabinet of Dr. Carigali, 1920）也曾被要求更改結局，但從往後的崇高地位可見，這些改變也不全然是不好的。

 

柏格曼透過作品深刻表達他的叛逆，以及對生命的不理解，在他導演生涯中，最有趣的便是《夏夜的微笑》（Smiles of a Summer Night, 1955）榮獲坎城影展史上空前絕後的「最佳詩意幽默獎」，可見他作品的絕對獨特性。但大師也非都從一開始就一帆風順，柏格曼在拍攝首部導演作品時，就如其作品名《危機》（Crisis, 1946，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對望‧柏格曼」及「名導初體驗」單元中放映）般多災多難，這部描寫一個女孩受到誘惑、隨著親生母親到了大城市，並與母親愛上同一個風流公子哥的故事，除了相當通俗的戲劇化情節外，也能明顯看出柏格曼的舞台劇背景，雖然並非為一部傑作，仍揭露了柏格曼日後成為大師的厲害之處。  柏格曼受到瑞典早期大師維多斯約史卓姆（Victor Sjöström, 1879-1960）的影響甚鉅，因此他們合作的《野草莓》更深深獨具一份非凡意義。柏格曼在撰寫《野》劇本時，並沒以斯約史卓姆為藍本，因為他當時已屆八十高齡，要配合長時間的拍攝非屬易事，但日後選角時，仍在電影公司的建議和牽線下，促成這段留名影史的佳話。

 

 

 

雖然沒有刻意模仿，《野草莓》開場時，空無一人的街道、馬車和死神的形象，都看得出斯約史卓姆早期經典《幽靈馬車》（The Phantom Carriage, 1921，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對望‧柏格曼」單元中放映）的深遠影響，本片也是柏格曼心目中的十大傑作之一，這個啟發，被柏格曼轉化成更青出於藍的原創作品，而斯約史卓姆在角色中注入的智慧和溫煦，恰好和柏格曼的叛逆與憤怒，達成一個完美的平衡點。  在《野草莓》中扮演主角媳婦的知名瑞典女星比比安德森（Bibi Andersson），曾是柏格曼現實生活中的戀人，而柏格曼在《假面》（Persona, 1966，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對望‧柏格曼」單元中放映，可與《三女性》（3 Women, 1977）對照觀賞）中得以結合他深愛的兩個女人──安德森和麗芙烏曼（Liv Ullmann）的面容，更是該片最驚人的傑出之處。

 

在本片推出的60年代，在法國新浪潮代表人物楚浮（François Truffaut, 1932-1984）和高達（Jean-Luc Goddard），以及英國名導林賽安德森（Lindsay Anderson, 1923-1994）等人帶起的潮流下，柏格曼毫不投射時下社會的風格，受到瑞典影壇的強烈批判，被認為是一意孤行的創作，但反觀許多國家也不乏相同案例，例如日本影壇就曾將黑澤明（Akira Kurosawa, 1910-1998）的《亂》（Ran, 1985）選為年度最爛影片，台灣本地的例子更比比皆是。當時的另一位瑞典代表導演──波韋戴貝伊（Bo Widerberg, 1930-1997）──就曾強烈批評柏格曼的作品，認為電影不該只是艱深難懂，還必須裹上一層誘人的糖漿，這項聲明在他的名作《鴛鴦戀》（Elvira Madigan, 1967，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經典重現」單元中放映）中最顯而易見。

 

 

 

1968年，柏格曼推出了以戰爭為主題的《羞恥》（Shame），以反駁國內對他的一片批評聲浪，日後在〈柏格曼論柏格曼〉（Bergman on Bergman, 1973）一書中，他亦對此為自己極力辯護，但柏格曼生前曾表示，他後悔當初因受到批評而亟欲立刻反擊的動機。

 

然而，反對柏格曼的聲浪，和法國新浪潮掀起的歐洲電影風潮，也帶動了對瑞典影壇相當重要的瑞典新電影，波韋戴貝伊的另一部名作《底層人生》（Raven's End, 1963，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經典重現」單元中放映），是一部傳說中有導演自傳色彩的電影，敘述一個面臨人生瓶頸的作家，必須在面臨重大人生抉擇中，做出勇於擺脫底層背景及上一代陰影的關鍵突破，雖然與柏格曼的作品大異其趣，也不啻為一部有著英國寫實主義的「廚房水槽電影」（Kitchen sink drama）風格的傑作。

 

 

 

在奧斯卡記錄上，最常代表瑞典獲獎的是柏格曼，韋戴貝伊也和柏格曼一樣時常入圍，而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《底層人生》，則被柏格曼撇開私人恩怨，成為他心目中十大電影名單上唯二的瑞典電影之一，兩人對瑞典影壇的影響皆十分深遠。  柏格曼在70年代被瑞典國稅局調查，從此憤而不在自己國土上拍片，轉而尋求鄰國挪威，以及德國（當時西德）的資金，另一經典《秋光奏鳴曲》（Autumn Sonata, 1978，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對望‧柏格曼」單元中放映，可與《我心深處》（Interiors, 1978）對照觀賞），便全部在挪威拍攝，也象徵了瑞典兩大Bergman──柏格曼和一代女星英格麗褒曼（Ingrid Bergman, 1915-1982，由她主演的《女人的臉孔》（A Woman's Face, 1938）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經典重現」單元中放映）──的聚首合作，加上同樣演技精湛的麗芙烏曼，張力十足地犀利剖析母女關係。

 

褒曼雖然曾因與義大利名導羅賽里尼（Roberto Rossellini, 1906-1977）的戀情，毅然決然拋家棄子，而被逐出好萊塢長達十年，《真假公主》（Anastasia, 1956）中的精湛演技，還是令她奪下第二座奧斯卡影后，光榮重返，而後亦以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（Murder on the Oriental Express, 1974）再獲一座奧斯卡最佳女配角，實力始終絲毫不減。當褒曼的女兒、知名女星伊莎貝拉羅賽里尼（Isabella Rossellini）曾因主演《藍絲絨》（Blue Velvet, 1986）被批評角色傷風敗俗而有損母譽時，她立刻反駁並打趣地說若褒曼在世，一定會搶著演出《藍絲絨》。  說到瑞典的美麗女星，絕不能不提堪稱影史上最美麗的女星葛麗泰嘉寶（Greta Garbo, 1905-1990，由她主演的全默片《葛斯塔伯林物語》（The Atonement of Gosta Berling, 1924）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經典重現」單元中放映），在鑽石般閃閃發光的絕世面容下，還兼具著和當代演技天后梅莉史翠普（Meryl Streep）一樣的演技深度，但嘉寶在1941年最後一部電影《雙面夏娃》（Two-Faced Woman）急流勇退後，就堅決不再復出影壇，可見她超乎常人的堅定意志力。

 

 

 

柏格曼的忠實追隨者伍迪艾倫（Woody Allen），也是一個很會在銀幕上塑造自己心愛女人形象的大師，他在歐洲導演於美國當道之際，以融合歐洲電影影響並不失美國文化的《安妮霍爾》（Annie Hall, 1977）勇奪奧斯卡最佳影片、導演和原著劇本三項大獎，並使他當時的女友黛安基頓（Diane Keaton）榮登奧斯卡影后，但不隨波逐流的他，隔年就推出向柏格曼致敬，並且風格從虜獲大眾的喜趣，驟變為疏離嚴肅的《我心深處》（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對望‧柏格曼」單元中放映，可與《秋光奏鳴曲》對照觀賞），雖亦入圍奧斯卡，但還是直至多年後的《漢娜姊妹》（Hannah and Her Sisters, 1986）才再度拿下最佳原著劇本，當時篤信靈學的影后頒獎人莎莉麥克琳（Shirley Maclaine）頒獎時，很絕妙地在代替幾乎從不出席奧斯卡的艾倫領取時，隨即說出：「他的靈魂與我們同在。」

 

艾倫在其後的作品中，也屢次向柏格曼和義大利大師費里尼（Federico Fellini, 1920-1993）取法，如《星塵往事》（Stardust Memories, 1980）和《那個時代》（Radio Days, 1987）等名作；西班牙大師阿莫多瓦（Pedro Almodóvar）的《高跟鞋》（High Heels, 1991），也是受到《秋光奏鳴曲》的影響，聞老師認為本片是阿莫多瓦的失敗之作，但一樣也能激起許多思考。  在柏格曼封刀不拍電影之後，伍迪艾倫邀請柏格曼從《裸夜》（Sawdust and tinsel, 1953）一路合作下來的御用攝影師斯汎尼克維斯特（Sven Nykvist, 1922-2006，自己也曾任編導，曾編寫並執導由麗芙烏曼主演並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《公牛》（The Ox））與他合作，兩人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關係，就是不計兩人都和知名女星米亞法蘿（Mia Farrow）前後交往，三人還能共事，在短短三年內，合作了《另一個女人》（Another Woman, 1988）、《大都會傳奇》（New York Stories, 1989）中的第三段《伊底帕斯災難》(Oedipus Wrecks)，和《愛與罪》（Crime and Misdemeanors, 1990）。

 

    

 

美國名導勞勃阿特曼（Robert Altman, 1925-2006）根據他做的一場夢所拍攝的《三女性》（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對望‧柏格曼」單元中放映，可與《假面》對照觀賞，並將是這部經典終於在台灣大銀幕上現身的「台灣首映」），結局高超驚人程度，肯定會讓觀眾看完後在場外議論紛紛，也再度顯示柏格曼的深遠影響。

 

聞老師表示他第一次觀賞柏格曼的最後一部電影作品《芬妮與亞歷山大》（Fanny and Alexander, 1982，將於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對望‧柏格曼」單元中放映），是在令人匪夷所思的西門町老戲院─後來幾乎固定放映三級色情電影的「白雪戲院」，而如由羅美雪妮黛（Romy Schneider, 1938-1982）和亞蘭德倫（Alain Delon）主演的《花月斷腸時》（Christine, 1958），以及亦為德倫主演的《洛可兄弟》（Rocco and His Brothers, 1960），也都是聞老師在該戲院中的回憶。

 

 

透過《芬妮與亞歷山大》，柏格曼表達了他的人生哲學：難以分辨的才是生命的真相。這部作品包含了他的童年回憶、他嚴苛的神職父親，以及他童年時所面臨的恐懼，看得出他對父親難以諒解的憤怒，和無法化解的恐懼。但在由柏格曼編劇、丹麥導演比利奧古斯特（Bille August）執導的金棕櫚大作《善意的背叛》（The Best Intentions, 1992）中，他推想描述了他父母在他出生前的故事；而在同一年推出，同樣由柏格曼編劇、交給他的長子丹尼爾柏格曼（Daniel Bergman）執導的《週日生活點滴》（Sunday's Children, 1992），則回到如《野草莓》的恬淡鄉野記事，兩片合併觀看，建構出他晚年時對他出生後人生情境的理解，令聞老師十分感動。

 

本屆台北電影節的「對望‧柏格曼」單元不但精選了柏格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，也可透過與其對照的致敬之作，看見柏格曼創作之中的端倪和訊息。  

 

觀眾：若尚未看過柏格曼的其他作品，該從哪一部看起？
聞天祥：《秋光奏鳴曲》是非常有力道的一部片，能夠令你立刻認識柏格曼的戲劇風格；《芬妮與亞歷山大》是集柏格曼大成的之作，可以深入了解大師的私人世界；《假面》有著已成影史最佳傑作的拍攝技巧範本，令你感受柏格曼不凡的功力。已看過這三部的觀眾，可從他的早期作品著手，雖不如後期作品完美，卻能從中領悟到貫穿柏格曼作品的生命課題。 

 

策展人塗翔文：本屆台北電影節精心規劃了對照放映，先看致敬之作再看原作。
聞老師：先看致敬之作也有好處，再回過頭看原作對比時，更獨具一份箇中趣味。